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，不少专家在为我国的人口问题发愁。但奇怪的是，美国的人口不到4亿，日本人口不到2亿，像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的人口才几千万，他们都发展的挺好，为啥我们已经有十几亿人口还嫌少呢？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得从我国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入手。

中国是个有着两千年帝制历史的国家，拥有广袤的领土与发达的官僚体系。如果你有机会穿越回过去，询问一位古代皇帝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事是什么，他大概只会告诉你两个字：征税。

历朝历代都需要应对各种天灾人祸，包括水旱灾害，地震冰雹，以及连绵不绝的外族入侵，此外还得维持官僚系统的运转，以及皇室享乐的开销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税收。

税收的基础是人口，人口越多，朝廷的税基就越大，中国的传统税赋主要由两大块组成，即人头税与田亩税，其中又一人头税为大头。

为什么人头税是大头呢？因为征收田亩税太麻烦，古代的技术有限，无法做到对土地进行精确测量，田亩税常常收不齐。而人头税就相对容易一些，每家有几口人派个官差挨家挨户一查便知，征收的成本比较低。

人头税既包括缴纳钱粮，又包括服徭役和兵役，虽说人头税征收起来很容易，但有个危害，就是老百姓特别抵制，你想啊，家里生个娃就得交税，谁愿意这么做呢？所以古时候穷人家如果意外生了孩子，就会想尽办法把他遗弃或干脆杀掉，因为交不起税，就算交得起以后也养不起。

除了交税，徭役对普通百姓也是沉重的负担，徭役就是为官府从事义务劳动，这会大大耽误百姓的农业生产，为了逃避徭役，很多农民干脆躲进深山或寻求豪族的庇护，这样官府就找不到他们了。

不过官府也有对策，衙门会派出军队搜山，或者到大户人家挖人，对私藏人口的家族也会采取严厉措施。针对杀子现象，我见过最极端的做法是把父母也杀了，这与其说是对孩子的保护，不如说是对逃避人头税的惩罚。

从人头税可以看出，封建王朝仅仅把老百姓当做可汲取的资源。虽说人头税自宋朝以后逐渐减少，但依旧贯穿了整个封建王朝史，由于缺乏更有效的创富手段，皇权的维系只能靠强权索取，久而久之，便形成了对人口规模的路径依赖。诚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·韦伯所言：“在官僚占据优势的任何地方，比如古代中国和埃及，他们都不会放手”。

步入现代社会之后，政府的职能与角色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，封建王朝是汲取型，现代政府则属于服务型，前者向社会索取价值，后者向社会提供价值。可有一点始终没变，两者都以庞大的人口规模为支柱，尤其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崛起，更是与人口息息相关。

今天很多人在谈论人口红利，人口红利体现在哪方面呢？至少有两个方面。

首先是所谓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，只要人口规模足够大，国家便能调动更多的资源发展基建。众所周知，人口基数越高，基建成本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就越低，所以人口大国最适合搞大项目建设。

以地铁为例，为什么大城市修地铁的成本低于小城市？因为大城市人口多，对地铁的使用率高，虽说大城市的地铁线路与公里数都比小城市多，但分摊下来还是比小城市更划算。

除此之外，像一些战略型产业，比如大飞机、航天技术、卫星导航系统等等，也得益于人口规模，正因为人口众多，我们才能投入充足的资源去搞，当然这还需要一个前提，就是企业有能力创造更多的财富，从而向政府纳税。

这就涉及人口红利的第二个方面，对企业而言，人口多的好处更加显而易见。

首先是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，我国的互联网行业之所以蓬勃发展，就因为我们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网民数量，为互联网企业创造了规模效应，其他行业也一样，你的消费者越多，新产品和新技术就有机会得到普及，最终把成本和价格给打下来，企业从市场中分到的蛋糕就越多。

其次是提供廉价劳动力，这一点就不用多解释了，如今的大学生比农民工还不值钱，中年人一到35岁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，归根结底就是年轻劳动力太多，企业有充足的余地实施更有性价比的用人策略。

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来自于两大因素：一方面是企业家精神的释放，一方面是政府对公共品的大力投入，两者双向奔赴，共同促进了市场的繁荣，而这一切的背后，都以超大的人口规模作为基本盘。

但是和过去一样，基于人口规模的增长会形成路径依赖，特别在增长放缓的时候，其固有的局限性也会暴露出来。

人口过剩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内卷，在古代社会，内卷的直接后果就是饥饿和战乱，因为农业经济养不活那么多人，大量农民终生劳苦，却依旧填不饱肚子，最后只能去做流民。

自步入工业社会以来，中国人的工作时间长期排名全球第一，仅仅是因为我们很勤奋吗？恐怕不见得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太多太卷了，所以我们停不下来，因为稍微停下来就会被人取代。

对企业而言，虽说巨大的国内市场为企业带来了生意，可一旦你习惯了待在国内市场，觉得这个市场已经足够养活你，你就没有动力向外开拓，你的国际竞争力就培养不起来。

为什么日本企业当年能够崛起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嫌本国市场太小了，养不活那些制造业企业，于是出海就成了唯一的选择。今天不少中国企业终于意识到了危机，也在积极谋求出海，但更多企业还是宁愿待在国内的舒适区内卷，也不愿去海外碰碰运气。

而对地方政府而言，过去用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，本质上就是靠人口拉动，现如今随着产能过剩与地方债务问题频频浮现，这套模式也走到了尽头。前不久六部委联合发文，对政府投资建设市政基础设施给出了更多限制条件，包括禁止为收益不足的项目违法违规举债，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。

说到底，正因为过去的发展过度依赖人口，特别是人口所带来的规模与成本优势，才导致今天一些专家反复强调人口的重要性。中国曾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，即便现在落到了第二，距离第三也整整多出了十多个亿。

人口固然是国家兴盛的重要因素，但绝非唯一的因素。欧美国家的崛起，并不是靠卷人口实现的，靠的是科技创新与开拓全球市场，如今人口红利渐渐消失，我们也应当探索新的发展模式，别再痴迷类似“人多力量大”这样的宏伟叙事，因为最终受苦的依然是普通个体。